文化记忆之民俗“行彩桥”（一）

    揭阳行彩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是揭阳市的一大特色文化。市区榕城、普宁洪阳、揭东曲溪三地均保留有行彩桥习俗，其中以榕城的行彩桥民俗活动保存得最原始、最完整，活动形式和气氛也最为丰富多彩、最热闹和最有吸引力。而在榕城众多的行彩桥活动中，尤以石狮桥最具特色和影响力，每年正月十一到十五日，前往石狮桥行彩桥的人数多达10万人次以上，可以说，石狮桥行彩桥活动已经成为揭阳的一个民俗文化品牌。
　　榕城古称玉滘，原来只是一个可耕可渔的小渔村，民风淳朴，人口稀少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重置揭阳县，绍兴十年（1140）揭阳县衙选址玉滘村，榕城从此开始成为揭阳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随着新县城的建设，大量的资金物流向这里汇集，人流也自然而然地向这里聚拢，不同的人群，不同的氏族，不同的身份和家庭背景，带来了不同的家族文化和生活习惯，这些家族文化和生活习惯汇集交融，为行彩桥民俗活动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92年揭阳撤县建市，榕城成为新揭阳市委、市政府的驻地，再度成为揭阳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老县城的各种历史文化资源也得以延续，包括石狮桥行彩桥民俗活动。
　　如果说“人”是榕城行头桥活动形成的主观因素的话，那么榕城独具特色的地理风貌，则是这一民俗活动兴起的客观因素，也是其重要的载体。榕城地理环境独特，榕江南北河环城而过，城中水系四通八达，纵横交错，古时有“五门三滘二十四巷”的真实写照，其中“三滘”指南滘、北滘和马山滘：“二十四巷”即二十四条小溪，这些小溪以南北滘河为中心枢纽，分布全城穿流盘旋，连接各个滘口，沟通榕江南北河；此外，城中的池塘也是星罗棋布，约有几十个之多。“人家尽枕河，水巷小桥多”，“泛一叶小舟，可穷城区之任一隅”是古时榕城的生活风貌。由于水系发达，因而榕城的桥梁也显得特别多，据相关资料记载，明嘉靖期间榕城已有石桥15座，至清乾隆中后期增至20座，解放后多达37座。这种桥水相依、独具地方特色的水乡风貌，让榕城拥有众多的桥梁可以装扮成彩桥，因而每年在正月十一日到来之前，榕城整个老城区的桥梁河岸，便被沿河居民打扮成花的世界、灯的海洋，石狮桥也毫不例外地成了人们重点装扮的一座古桥。因此，石狮桥行彩桥文化品牌，是以榕城整个大环境为依托，经过人为的打造而形成的。
　　石狮桥位于南北滘河北端，东接中山街道永革社区，西连西马街道北市社区；桥东面有名贤公祠和禁城等文物古迹，西桥头直通西关路，左右连接打铜街和元鼎路。石狮桥是榕城最古老的桥梁之一，始建于明成化元（1465），至今已有548年的历史。据清。雍正《揭阳县志》（陈瑞芝纂修）记载：“北滘桥，即石狮桥，在县治西一百五十步，古三洞，中广二丈五尺，高一丈五尺左右，为居民填塞。旁有石狮子，故名。成化元年知县陈爵建（标点为笔者加注，下同）。”石狮桥西接西关路，西关路古时经西门的接龙亭通接龙桥，据说这些都是为榕城接引西来的龙气而营建，而石狮桥头的石狮，相传则是专为全城镇住西来的龙气而安置，由于它被人们赋予这种特殊的功用，因而这尊石狮子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敬奉为神狮和求之有应的灵狮，这无疑为石狮桥增添了一份传奇的神话色彩，也让民众多了一份参与行桥的热情和吸引力。
　　榕城行彩桥活动目前发现最早见诸史籍的记录为清雍正年间纂修的《揭阳县志》：“上元张灯树，放烟花，舞狮子，坊间俵谜，士民集而猜之，中者有赏，妇女儿童度桥投块，谓之渡厄，或采青、拾瓶嘴以归，取义宜男；乡村架秋千为戏，斗畬歌，善者胜；元宵后送灯于晚嗣者，乡村送秋千竹，欢饮彻夜。”这是该志《岁时》篇中对古时揭阳闹元宵民俗活动的记载，其中“妇女儿童度桥投块，谓之渡厄，或采青、拾瓶嘴以归，取义宜男”是对古时榕城行彩桥活动形式的相关记述，但没有说明活动始于何时。经走访考究，笔者认为这一活动应该是始于明代。首先，根据《揭阳县志》记载，榕城最早建成的几座古桥，均为明成化元年（1465）知县陈爵所建，包括进贤门外的太平桥，北滘桥（石狮桥），南门的南津桥，东门的东门桥和迎恩桥，北门的北门桥和北镇桥，西门的西清桥，这些新建成的桥梁都是石桥。桥是彩桥活动最重要的载体，没有桥，何谈彩桥，更无从行桥了。当然，在这些石桥建成之前，不排除搭建有竹桥或木桥的可能，但在竹桥或木桥的基础上装扮彩桥，一方面不方便，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，不适宜组织行彩桥活动。因此，榕城行彩桥活动最有可能在明成化元年八座桥梁建成之后开始兴起。古时榕城到处都是溪流，交通极为不便，一时间建成了这么多座桥梁，民众自然欣喜有加，为此在各座桥梁上张灯结彩以示庆贺，于是慢慢演变成行彩桥习俗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演变而成，但仍有待考究。其次，清雍正陈树芝所修的《揭阳县志》是在前志的基础上续修而成，此前的明嘉靖王凤、崇祯冯元飚、清康熙郑濂均已三修县志。按照修志的惯例，新志一般都是在老志的基础上查漏补遗，勘正错误，续写新史而成，对于老志所记录的相关史事，如果没有大的变化、更新或错误，一般都是照录。笔者查校相关志书，发现清雍正版《揭阳县志》中有关揭阳行彩桥等相关民俗活动的记述，与后来清乾隆刘业勤、光绪王崧以及民国黄秉勋、马炳乾续修的《揭阳县志》中的记述几乎一字无差。以此推断，清雍正版《揭阳县志》有关“行彩桥”的记述，同样有可能是在明版《揭阳县志》的基础上转录。另外，雍正版《揭阳县志》中有关庆元旦（春节）的民俗活动有这样一段记述：“天启间，士民赛扮故事，备极华丽，以迎关帝、城隍遍历街巷，以后每岁皆然。” “天启间”即明天启年间，也就是在公元（1621～1627）年间，这一时间段在明嘉靖王凤修志之后，崇祯冯元飚续修志书之前。由此可以推断，清雍正版《揭阳县志》中有关榕城民俗活动的记述转自明崇祯冯元飚所修《揭阳县志》无疑，而且在此期间，榕城的民俗活动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其活动形式和内容已经相当丰富多彩且富于影响力，不然县志不会将其收录。
　　因此，榕城行彩桥民俗活动在明成化年间形成的可能性最大，最迟在明朝中后期便已相当普遍，以后代代相传，一直传承到现在这种“无桥不张灯，无河不结彩”的全盛景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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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 源： 《揭阳日报》2013-06-24
作 者： 陈奕波